我們現(xiàn)在的教育模式，更看重語言智能和數(shù)學邏輯智能，這有利于文化知識的開發(fā)和積累。這種模式如果極端化，就會忽視孩子們其他方面的智能，因此，應該避免人才標準單一化，應該有多元、全面的成才觀。

一個理想的班級，是可持續(xù)的、活潑的，充滿生活特性的集體。一個紀律過嚴、活躍不足的班級，很難爆發(fā)創(chuàng)造力。教育工作者要意識到這些素質的重要性，給那些具備領導力的孩子成長的空間，引導他們，鼓勵他們，盡可能地認可他們。

每個班級都會有班長，都會有班干部，大多數(shù)時候，他們都是老師眼里的好學生，成績好，聽話，嚴于律己。可在同學們的眼中，他們是學習機器，是班主任的傳聲筒，甚至是專打“小報告”的。

班干部的角色，在這兩套評價體系中，永遠處于尷尬境地。一方面，他們經(jīng)過權威認證，另一方面，他們在被群體認可、接受上有著這樣那樣的困難。

有趣的是，在同一個教室空間中的“孩子王”就有不少人樂不可支地圍著他轉。他們的性格和膽識以及一些專業(yè)長項，既滿足同伴成長的需求，又提供了相對寬松的交流氣氛。這種具有領袖氣質的孩子王今天被叫做“地下班長”。

“領導力是一種非常寶貴的社會化技能。”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洪明表示，領導力并不是基于權威化的職位而產(chǎn)生的權力，而是一種集凝聚力、親和力、表達能力、團隊意識、服務熱情等一系列綜合素質于一體的影響力。

呼朋引伴是一種社會化技能

從小學到初中，大部分時候，張偉的成績都讓父母絕望。高中分班的時候，老爸毫不猶豫地替他選了文科班，但每次考完之后年級大排名，他的名字還是從后面找起來更快一些。為了避免挨揍，來學校受刺激的都是老媽，“我媽心理素質好”。張鵬最怕老爸控制不住當眾摑他后腦勺，“特疼”。

文科班男生少，張偉還很是惆悵了一陣子，不過很快，這個問題就在放學路上解決了。放學的時候，不住校的學生都要到車棚去取自行車，一來二去的，張偉就成了那個蹬著自行車，呼啦啦招呼一群男生賽車的“頭兒”，有同級不同班的，還有的是高三的。

周末，張偉在家做作業(yè)的時候，經(jīng)常一會兒短信，一會兒電話，這些“騷擾”張偉的人，統(tǒng)一被老媽稱為“狐朋狗友”。

運動會的時候，張鵬他們班看臺的座位差不多都被別人坐了，好多同學來了只好站著，一些女生憤憤不平地小聲嘀咕，可坐著的人還是假裝聽不見。

等張鵬抱著一箱水爬上看臺，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場景。他二話不說就拍上一個男生的后背，“我說，你跑我們班來干嗎?”對方有些不好意思，幾個人一走，其他人也陸陸續(xù)續(xù)起身，還有坐著不動的，張鵬就挨個兒找人家讓座，“你們班在那邊呢，紅椅子那片，看得見嗎?要不我?guī)銈冞^去?”

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，混在張鵬身邊的男生開始叫他“班頭兒”，盡管他既不是班長，也不是書記，但如果他去動員那些坐不住的男生參加合唱，他們大都會很配合地站那兒嚎上許久。

不過，張偉不會跟父母講這些，“他們覺得我心思都放在這上面，不務正業(yè)?！?/P>

“呼朋引伴、溝通協(xié)調，實際上都是人際交往能力的體現(xiàn)。”洪明認為，這是非常難得的人際智能，這方面比較突出的孩子，善于察覺別人的情緒，體會他們的感受，并很好地理解別人。

根據(jù)美國著名發(fā)展心理學家霍華德·加德納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，人類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單一的，主要是由語言智能、數(shù)學邏輯智能、空間智能、身體運動智能、音樂智能、人際智能、自我認知智能、自然認知智能八項組成，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智能優(yōu)勢組合。

洪明表示，中學階段恰恰是培養(yǎng)和鍛煉社會化技能非常重要的時期，父母還是應該先肯定孩子這方面的“優(yōu)勢”，在這個基礎上，再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議，讓他能夠打出智能組合的“優(yōu)勢拳”。

喜歡摻和事兒的隱形“公益人士”

相對來說，李銘的“地下班長”做得就要輕松些。

李銘愛打乒乓球，這個小愛好，糾集了好幾個“同伙”。下課鈴一響，這伙人里必然會有一個箭一般地沖出教室搶占乒乓球桌，等著其他人過來“開賽”。李銘球打得一般，但他卻是搶桌子最得力的那個，要趕上他在打球，別人說“李銘，我玩會兒”，他就讓給人家打。

這種“利他”模式很快讓他成了孩子王。李銘的物理特別好，滿分150，他每次考試都在145分以上。不管是自習課還是課間休息，李銘都是有問必答，有題必解。要是去游戲廳，如果趕上誰剛好花完了這個月的生活費，李銘會特豪爽地把手搭他肩膀上，說，“兄弟請你啊!”

這股子“江湖氣”在對待女生上會含蓄一些。比如春游的時候，李銘肯定會主動幫女生背包，要是哪個人高馬大的男生兩手空空，李銘肯定問他“好意思呀你”。反觀對門那個文科班，男生是稀缺資源，哪個女生都不好意思開口找他們中的某一個幫忙，搞不好，就會被同學們起哄湊成一對。

無論如何，李銘是個喜歡“摻和”事兒的。搞競賽，他幫人家找題庫;策劃活動，他全部包辦;黑板報，他幫班長出主意。可是，這些事情除了攢人氣，其他的體制內榮譽大都與他無關。競賽得獎了，是班長上臺去領獎;活動成功了，老師只會記住你“積極參與”了;黑板報就更不用說了，那本來就是班長的分內事，人家才是名正言順受表揚的。

在洪明看來，這些都是鍛煉“領導力”的具體實踐，團隊意識、奉獻精神、自愿服務熱情，諸如此類的社會化素質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，都還得不到充分的肯定。

“我們現(xiàn)在的教育模式，更看重語言智能和數(shù)學邏輯智能，這有利于文化知識的開發(fā)和積累?！焙槊髡f，這種模式如果極端化，就會忽視孩子們其他方面的智能，“我們應該避免人才標準單一化，應該有多元、全面的成才觀?！?/P>

一個理想的班級，是可持續(xù)的、活潑的、充滿生活特性的集體?！耙粋€紀律過嚴、活躍不足的班級，很難爆發(fā)出創(chuàng)造力?！焙槊髡f，教育者要意識到這些素質的重要性，給那些具備領導力的孩子成長的空間，引導他們，鼓勵他們，盡可能地認可他們。

草臺班子和班長叫板之后

程成上大學之后有些不適應，沒有班主任，只有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輔導員。也有班長，但除了迎新會，幾個月都沒見他組織什么班級活動，同學們要么是以宿舍為單位論集體，要么就是我行我素當“獨行俠”。

大學生活，忙的時候忙死，比如考試前一周;閑的時候閑死，比如不考試的那幾個月。獨立沒什么不好，可沒人一起玩就沒意思了。程成于是組織了幾次遠足，最初只是去公園，人也不多，后來，不少人慕名而來。最遠的那次是去山西，一共有十幾個人同去，可把程成累壞了，買票、訂旅館、安排日程、設計路線，每到一個景點，他就像個導游似的大喊：“兩個小時以后還在這里集合!”

等他們十幾個人安全返校，程成還沒緩過勁兒來，就被輔導員叫去說了一頓——萬一有點什么事，你擔得起責任嗎?程成有些小郁悶，我這不圖名不圖利，累得死去活來還得挨批，怎么這么冤哪!

程成耷拉著腦袋回宿舍發(fā)了一通兒牢騷，那個踢球崴了腳腕的哥們兒馬上說，“打小報告”的一定是班長，“你把人都帶走了，他的活動可是唱了空城計啊!”

如果說此前兩人還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，此后他們之間就有了各種叫板和不服。程成看不慣班長的官僚氣，不能服眾，對方也看不上他們的草臺班子。他們晚上出去混跡于各種小吃攤，但從來不問班長去不去，雖然程成覺得他們這伙子人更像個集體，但對一心撲在學生會上的班長來說，他們不過是烏合之眾罷了。

直到大三，大家開始考級、實習，自己的事情多了，集體的事也就淡了。

“地下核心的出現(xiàn)，其實是同學們對現(xiàn)有的管理方式不滿的一種表現(xiàn)?！焙槊髡f，制度化的授權、權威化的認可，有時候只能獲得表面上的服從，而“民間”自發(fā)形成的核心是“大家通過事情驗證出來的”，因此更有說服力和號召力。

“有的老師喜歡選擇學習好，聽話，自我管理能力好的學生當班長，”洪明說，這跟老師的管理觀分不開。這樣的班長能夠起到模范帶頭作用，“成績差的學生怎么能服眾呢?”

洪明認為，管理不是“壓制”，不是要整齊劃一，紀律是一方面，活潑也很重要。在這個問題上，班長不應該是老師意志的執(zhí)行者和貫徹者，而應該是通過自主自發(fā)的帶動和實踐，獲得群體認同的參與者。只有這樣，才有威信，才能服眾。

班長和班干部的作用不是要讓所有人“一心只讀圣賢書”，而是要調動每個人實現(xiàn)自我管理，“他們的角色不是‘官’，而是組織協(xié)調者?！焙槊髡f。